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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看病的顺序错了”
添加日期:2014-4-2 12:07:43 作者:健康快线 访问次数:5216次

原文链接:http://media.workercn.cn/sites/media/grrb/2014_03/22/GR0701.htm


“推行社区家庭医生制度,就完全可以解决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谢吉伯说。 “就这么简单?”记者带着疑惑问。 “是的。”谢吉伯点头回应,没有丝毫犹豫和附加说明。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采访最后,当记者提出“如何看待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的问题时,来自英国的56岁家庭医生谢吉伯,做了上面简短而异常肯定的回答。 3月初,医患矛盾在南京护士被打瘫痪后,再次点燃并迅速蔓延。正参加全国两会的多位医卫届代表、委员,强烈谴责“暴力伤医”,甚至一份90位委员签名的界别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将这一业界意愿推向高潮。 一团乱麻的中国医患关系究竟如何根治?人们给出了种种建议,而来自英国,却在国内深度参与社区医院诊疗实践的谢吉伯的回答,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视角。 看病的顺序错了 3月14日,为了做一个简单的抽血检查,李女士一早6时就起了床。“去晚了可能就没号了,就算拿了号也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能让医生开上化验单。” 7时,李女士来到位于朝阳区的一家三甲医院,大厅里已经满满地都是人。办理诊疗卡、排队挂号、排队候诊,漫长的3个多小时的各种排队后,李女士最终见到了一位医生,直接表明了来意,医生没有更多的交流,很快开好一张化验单,就诊结束。又经过接近一个小时的划价、缴费和化验排队后,她在上午11时结束了这次就诊。李女士感叹,“没病来趟医院都这么难,何况生病的人。看病太难了。” 在谢吉伯看来,李女士这样的无谓消耗原本可以避免。遍布全市的社区医院完全可以承担起这些服务性功能,比如一些检查所需的采血、采尿等任务,社区医院采集后再集中送达具有化验设备的大医院,最终返回化验结果,再由社区全科医生初步诊疗患者病情,判断是否需要转移到大医院专科医生那儿进行更为深度的诊疗。 2012年的北京市官方统计显示,被人们俗称为“社区医院”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的总数已经超过2000个,并实现了城镇、远郊平原和山区居民分别出行15、20、30分钟内可获社区卫生服务的目标。然而,社区医院的功能却并不令人满意。 李女士曾去咨询过社区医院,工作人员回复她,“采不了血”,能做的就是“开有限的药物”。 “我们这个社区医院两层楼,看上去也挺像样子的,但为什么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李女士很疑惑,社区医院能做什么?社区医院的医生又能做什么? 这样的疑问,谢吉伯也曾有过。 几年前,第一次在东城区一家社区医院坐诊,他突然感觉“不会看病了”。 患者带着空药盒进来,要求医生按照这个开处方、拿药,患者离开。 下一位患者来,同样的程序。 谢吉伯惊奇于,医生的价值在哪儿呢?“这是不对的。”谢吉伯15年在英国的家庭医生从业经验一下子被架空了,“在英国,慢性病病人的处方就在电脑里,病人需要时,护士让医生签一下就能开药了,不需要浪费医生看病的时间来重复抄方子。” 事实上,到社区医院来的人,并不是看病的,据谢吉伯粗略计算,八成人是来开药的。 不久后他发现,在中国,人们看病的流程与英国完全颠倒了过来。“英国人有什么病,都会先找家庭医生做初步诊断,遇到需要大病才会转诊大医院。而中国人看病,一定先到大医院找专科大夫,经过一系列的仪器检查后,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病。” “大病小病扎堆大医院”,这不是患者的问题,而是医疗机构设置各种资源的引导造成的。错误的看病顺序,正是人们普遍感觉“看病难”的原因所在。 社区医院能做什么? 看病难只是最粗浅的患者感受,如何与医生建立起信任的关系,就显得难多了。 谢吉伯给出的建议是,让社区医院充分发挥初级诊疗的作用,帮助居民建立长期、完备的病历记录,为大病诊疗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并建立先社区医院后大医院再社区医院的看病新顺序。 “医生的判断基于对患者长期的了解,医疗设备的检查只应是辅助手段。现在,大家一头扎进大医院,医生病人完全陌生人,就那么几分钟的问诊时间,怎么建立信赖关系?”谢吉伯说。 2009年,谢吉伯服务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时,尝试改变点什么。 他先从糖尿病人开始。“糖尿病人的脚会开裂,难愈合。15%的病人会为此截肢。”谢吉伯希望,通过自己的医学知识普及,能够让辖区居民对这一慢性病有更多的认识。 一开始并不容易,谢吉伯观察到,很多人不病不会听医生的。社区医生要做的,就是在健康危机没有降临时,帮助患者维护好身体状况。 谢吉伯希望自己能够影响到更多的社区医生。去年10月,他成为海淀区一家社区医院的培训顾问,并帮助这里的医生学习居民糖尿病筛查,比如一栋楼里面,怎么精确筛查高危人群。 “推进得很艰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谢吉伯告诉记者,上一次他去那家社区医院问过进展,有医生向他抱怨,年底了,有很多上面的考核需要应付,实在没时间去做筛查。 “很多年轻的社区医生告诉我,想法太多没用,医生要听领导的,领导要听上级的,在社区医院就是混,就是耗,就是保住体制内的饭碗。”谢吉伯说。 “政府似乎更喜欢数字。”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北京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覆盖面继续扩大,截至2013年11月底,累计签约413.3万户,892.7万人。 北京常住人口已超过2100万人,这一数字意味着大约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签约了自己的家庭医生。然而,现实的状况,并不像数字呈现的那么漂亮。 “官方对数字是有预期的,比如今年签约是100万,明年是200万。”谢吉伯说,他见到过个别社区医院的签约文书上,填写的电话是一长串的“0”。 “这种东西骗不了人的。去那些大医院看看,人减少了吗?大医院医生们超负荷的门诊量减少了吗?医患之间的信任仅凭呼吁,就能在初次见面的那几分钟建立吗?”谢吉伯并不愿过多批评现有体制,他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家庭医生这一“新事物”的真正价值。 在谢吉伯开办的“健康快线”诊所,每位患者都有完整的个人病例档案,遇到健康问题时,一通电话,谢吉伯便能给与最大的帮助。在这里,他的要求是,面诊交流至少30分钟。 “这并不是钱的问题,医保报销也是花钱,社区医院完全可以做到我正在做的这些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不能通过严苛的法律和不断的呼吁建立,医患间需要的是交流的空间。”谢吉伯说。 怎么当社区医生 如果真喜欢数字,谢吉伯希望,中国的相关部门能够把居民就医花费的账算得更细一点。 “在建立广泛家庭医生和分诊制度之前,英国居民的医疗卫生支出也很庞大。但一整套合理的制度建立之后的数年,根据跟踪的数据发现,社会医疗总支出开始下降。”谢吉伯说,“慢性病管理,正是社区医院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当人们通过日常饮食、生活习惯等管理手段,对慢性病有了很好的控制,医疗卫生支出才会降低。” 需要拥有长远眼光的,还有医生们的选择。 社区医生们一种普遍的抱怨是,地位不高、收入不高、没有成就感。也并不如专科医生在社会享有的威望高。 目前,受雇于谢吉伯“健康在线”的全科医生黄女士,对自己多年来选择成为一名全科医生这在同行看来像没有专业的专业,充满绝对的信心。 黄医生先后在急诊室、儿科、妇科、内科等多科目有过长期的实践经验,这正是社区医院急需的“全科医生”。“和很多走上专科医生道路的同学相比,我这样的显得好像没什么前途,但我知道,大家需要最多的医生,不是专科医生,而是全科医生。” 社区医院门庭冷落的现状正在改变。 近年来,随着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政策倾斜,医保报销比例提高以及药品目录增加,到社区医院看病的人正在逐步增加。一项来自海运仓社区医院的统计显示,每年患者以近20%的速度增长。 马佳是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站长,这个站配备5名医生3名护士,按照家庭医生式服务设计,他们服务海运仓和另外一个社区里1.3万名居民。 “1个大夫对应2500多个居民,基本能忙得过来。”马佳说,虽然家庭医生式服务在中国还算个新概念,但作为基层社区医院,海运仓服务站在2006年就给居民建立了健康档案,细化到“谁用什么药过敏”。 尽管局面正朝着期待的方向发展,但马佳依然觉得,如果可以呼吁,希望政府多设计针对社区医生的培养计划。一方面,全科医生太少,另一方面,面对居民的预防性医疗服务,很多人并不知道究竟要怎么干。 黄医生目前在谢吉伯的指导下,正在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的家庭医生诊疗手册。这是谢吉伯努力建立的另一套耗时长、收益慢,需要时间来证明价值的“重要资料”。 “这是急需补上的一块。”谢吉伯告诉记者,在英国,每个医生都可以拿到他让黄医生正在建立的那种医疗手册,这就像一部说明书,面对初级诊疗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医生能够做什么,怎么使用简单设备,一目了然。黄医生告诉记者,在建立这本手册的过程中,自己也学会了不少医疗知识。 需要下沉到社区医院的,或许并不仅仅只是人员和资源。谢吉伯已经运营了2年的“健康快线”,似乎成了中国社区医院的一种实验和样板间。“很多官员都来参观过,尽管我不知道这种参观能否带来影响,但我希望能改变多少是多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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