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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大夫”社区医院”奇遇记“
添加日期:2014-4-2 12:06:56 作者:健康快线 访问次数:5279次

原文链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1/27/node_13.htm


■ 人物简介
  谢吉伯 英籍华人,56岁,出生于香港,在英国求学并有15年从医经历。拥有剑桥大学医学硕士毕业证书、英国医务评议委员会颁发的全科行医执照、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的儿科行医证书,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妇产科资格证书。2006年回到中国,曾在外资诊所、社区医院工作。
  ■ 引言
  回国后的8年,谢吉伯感觉像“经历了一场奇遇”。
  他有着15年英国家庭医生的经历,2006年回到北京定居。
  这一年是中国新医改方案的定调之年,中国医改向“政府主导建设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转型。
  回国后前3年,他在北京一家外资诊所坐诊。之后3年,他放弃高昂年薪,到中国最基层的社区卫生站干起了社区医生。他希望将英国医疗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家庭医生理念植入中国。
  但植入观念却频频遭遇“碰壁”。
  从零距离观察中国社区医生发肥皂去吸引患者,到从洋大夫变成“抄方员”。经历的种种让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程序,在中国变得颠倒了。
  现在,谢吉伯觉得,他已经逐渐理解周围这环境,和环境里的一些事。
  1月14日,燕莎中心写字楼“健康快线”诊所里,和在英国时一样,穿着白衬衫打着领结的谢吉伯走出十多米,把最后一位预约的患者送出门,叮嘱该如何服药。
  当然,他在中国的生活习惯也有改变,这位56岁的英籍华人,不会像在英国,每天中午都有两个小时的“咖啡时间”。
  这和他2009年第一次在中国行医时,显然好多了。
  “倒过来”的看病方法
  第一次坐诊,他突然感觉“不会看病了”。
  一名社区居民带着空药盒进了诊室,递给医生。医生开处方、拿药递给患者,患者离开。
  下一个患者也一样,来开药的。
  “我惊奇。这不是家庭医生该干的。”谢吉伯说,在英国到社区医院开药的病人,大多是慢性病病人,处方就在电脑里存着,喝茶时,护士让医生签一下就完事,不会浪费医生看病的时间重复抄方子。
  他统计了一下,到社区医院看病的居民,约80%是来开药的。
  他带外国同行来参观中国的社区医院,他们都摇头,觉得这样的医生没有价值,缺乏成就感,宁可改行。
  谢吉伯想提醒身边的中国医生,无论何种疗法,开药都是最后一步,但在中国的社区医院,最后一步变成了第一步,倒过来了。
  病人拿药盒子过来,谢吉伯会先凭药判断对方得的是什么病,他谨慎地谈论药盒上标注的治疗范围,借此寻找进一步诊断的机会。
  但更多的病人直接说,“让你开药就开药,问那么多干吗?”
  还有一次,有两个孩子患了感冒,准备去北京儿童医院打点滴。
  谢吉伯告诉两个妈妈,能通过护理降温就不要吃药,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要去打点滴,他在英国行医时,20%的患者是儿童,他从没给一个儿童打过点滴,“去医院打点滴,说明病很重了。”
  谢吉伯认为,有了病一定要去最好的医院打点滴,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医改开始时,将医疗交给市场后形成的病态。
  一个妈妈听了他的建议,给孩子擦酒精,多喝水。另一个妈妈心急如焚地抱着孩子去了儿童医院。
  过了一天,两个孩子的感冒都好了。
  反馈到谢吉伯这的信息是:第一个妈妈说,谢大夫的方法管用,下次孩子感冒,还是先给他护理,尽量不去医院;第二个说,花了1000多块钱,孩子病好了,下次生病得早点去医院打点滴。
  在英国,看病是需要病人提前跟医生预约的,但谢吉伯在中国当社区医生,有时还要想方设法吸引病人来社区医院。
  谢吉伯最深的感触是,居民对雕牌肥皂的兴趣,比对社区医生强。
  北京一些区县给基层社区卫生站下任务,每月必须办一场健康讲座或某种疾病筛查义诊。但社区医院把通知贴满小区,来者寥寥。
  “为完成任务,社区医生会发小礼物吸引居民参与。”谢吉伯说,社区医生总结的经验,最能吸引居民的是雕牌肥皂、牙膏。
  体制内的诱惑
  在英国有15年行医经历的他,试图改变这种“倒过来”的状况。
  尝试从社区里的糖尿病人开始。2009年,她在社区门口竖了个牌子,上写“英国大夫,免费查脚”。
  “糖尿病人的脚会开裂,难愈合,15%的病人会为此截肢。”他说,没想到对于这种好心,有些病人不买账。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说服患者接受检查。为让患者放心,他将自编的糖尿病人如何剪脚指甲、护理足部打印出来,发给患者。
  “中国的病人有个特点,他意识到危机了,就会听医生的,但前提是,医生得想办法让病人接受检查。”谢吉伯说,持续的努力让部分患者改变了看法,开始相信社区医生。
  在社区医院的医生,在谢吉伯看来很多都是优秀的,高学历,只是没能挤进三甲医院,“我常给他们打气,说我们要动起来,去努力。”
  “三甲医院的医生都是三甲吗?”谢吉伯说,现在中国的医疗问题中最要命的是居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医生,只能找可以信任的牌子,居民不信社区医院,信协和医院,到了协和医院,又去找主任医生。”
  有件事让谢吉伯沮丧,他在燕莎开办诊所时,一名社区医院的年轻医生随他“下海”了,这名医生在社区医院年薪6万至8万元,谢吉伯给她开出至少高一倍的年薪,但1年后,这名医生还是回到了体制内。
  这名年轻大夫告诉谢,自己要升职称。由于她脱离了体制,官方的数据也不能轻易拿到,考虑到在体制内呆着还可能会谋到一个户口,所以还是回到体制内去。
  最近,谢吉伯又碰了“软钉子”,2013年,海淀区卫生系统的人来找他,双方约定,他可以给海淀区一家社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做培训。
  去年10月份,这家社区医院的医护人员来做培训,学的时候很高兴,谢吉伯教她们怎么给居民做糖尿病筛查,比如一栋楼里面,怎么精确筛查高危人群。
  “我本打算一周去一次,看看实施效果,后来,我去过两次,发现进展缓慢,再催的时候,他们说年底了,要做这个考核那个考核,医护人员都有这个任务那个任务。”谢吉伯催了几回,医生们告诉他,居民不太欢迎,筛查不太顺利,耽搁在这里了。
  最近一个多月里,谢吉伯没好意思再上门。
  “很多年轻的医生告诉我,想法太多没用,医生要听领导的,领导要听上级的,在社区医院就是混,就是耗,就是保住体制内的饭碗。”谢吉伯说。
  数字上的成绩
  跟社区医院“亲密接触”5年后,谢觉得自己开始适应并理解这个环境,和环境里的一些事。
  “政府似乎更喜欢数字。”谢说,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北京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覆盖面继续扩大,截至2013年11月底,累计签约413.3万户,892.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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